刑事辩护•张某1等犯非法拘禁罪一案办案心得 作者：万辉     时间：2019-10-03    来源：原创

【基本案情】

 罗山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5月16日向罗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

罗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：

罗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，2017年9月4日夜晚，被告人张某1、张某2、张某3等人到某某县某某镇某某村向被告人刘某索要欠款。被告人张某1在该村小学路口用随车携带的一个气筒对刘某进行殴打，致刘某受伤。后被告人张某1、张某2等人驾驶两辆摩托车强行将刘某带回某某县城“某某宾馆”进行控制。后被告人张某1用拳头在该宾馆的房间内对刘某实施殴打，同时与刘某的母亲袁某某联系，要求还钱放人。次日上午，被告人张某1等人在收到部分欠款后，将被害人刘某释放。经罗山县公安局法医鉴定，被害人刘某伤情构成轻伤二级。上述事实，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。据此，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某1、张某2、张某3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。

【万辉律师主要辩护意见】

一、关于事实部分。根据被告人张某1的供述及其当庭陈述并结合本案全部证据材料，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均无异议。

二、关于量刑部分。

（一）被告人张某1存在如实供述的情节。

（二）被告人张某1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。且当庭自愿认罪，具有悔罪表现。

（三）本案发生前被告人张某1一贯表现良好。其从未受过刑事处罚，无任何前科劣迹，系初犯、偶犯。

（四）被告人张某1的母亲身患严重疾病，被告人系与母亲共同生活且对其日常生活起居进行照料的赡养人，对被告人张某1宣告缓刑后，不会对社会造成现实危险性。且能够起到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。

（五）根据辩护人当庭举证的《刑事和解协议》、《谅解书》、《收条》等证据材料足以证实本案发生后被告人张某1已经和受害人刘某达成了赔偿协议，积极赔偿了受害人的经济损失，并得到了受害人的谅解。

综上所述，辩护人认为，考虑到被告人张某1存在如实供述、自愿认罪、悔罪态度良好、系初犯、偶犯、被告人张某1的母亲身患严重疾病，被告人系与母亲共同生活且对其日常生活起居进行照料的赡养人、被告人张某1已积极对受害人刘某进行了赔偿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等法定、酌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，可以对被告人张某1适用缓刑，且对其宣告缓刑后，进行社区矫正，不会发生社会危险，不会对社区造成不良影响，并且宣告缓刑易于对被告人张某1进行改造，能够起到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。恳请贵院能够对其从轻处罚，给其一个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机会。

综上所述，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张某1从轻处罚，对被告人张某1在八个月有期徒刑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。

【判决结果】

 法院最终对被告人张某1判处缓刑。

     【万辉律师建议】

 （一）“天价索赔”之风盛行应予纠偏。

  该类案件，大多数由于婚姻家庭、民间纠纷、偶发矛盾引起。刑法的制定目的是“惩罚犯罪，保护人民”。为化解矛盾，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，法院尽力对民事赔偿事项做调解工作。但是现实工作中，“被害人谅解”成为焦点问题，近乎“被害人谅解”成为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先决条件，由此引发轻伤害案件数十万元、甚至上百万元的天价赔偿案例，致社会价值观出现不正确导向。导致现实生活中出现误区，即被害人有权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，并借助法院索要高额赔偿。

 （二）“被害人谅解”不能成为缓刑适用的必须要件。

       伴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的演变，“被害人谅解”作为酌定量刑情节，被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文件所确认，如《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、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》、《刑诉法解释》等，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，化解社会矛盾。在刑事诉讼中，取得“被害人谅解”是量刑情节，在确定具体的刑期时，可以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。而缓刑是在刑期确定后，对于符合缓刑条件的，可以宣告缓刑，是对刑罚的具体执行制度。因此，“被害人谅解”不是缓刑适用的法定要件。

  法院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中，最大限度的化解矛盾的同时，需要注重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。如果“被害人谅解”成为缓刑适用的先决条件，首先会造成《刑法》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形同虚设，与立法本义相悖；其次成为被害人藉此无理索要高额赔偿的工具，会造成不良的社会价值观导向；第三，同时群众会误认为法院在支持、纵容被害人的无理请求，有损法院的司法权威，不能真正彰显司法公正。

     （三）现行立法层面的不足应予以调整。

 现行《侵权责任法》第四条 “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，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。”第十六条及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，赔偿范围包括残疾赔偿金、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。即将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《民法总则》第一百八十七条也对规定《侵权责任法》第四条予以确认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以下简称《刑诉法解释》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一百五十五条，规定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，赔偿范围不包括残疾赔偿金、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。显然，人大立法和司法解释有冲突的一面，需要在审判实践中妥善解决。在刑事审判实践中，一般是按照《刑诉法解释》规定的赔偿范围确定赔偿数额，该数额要低于《侵权责任法》所规定的赔偿数额。

 （四）审判实务中可参照民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所确定数额进行调解。

       对于轻伤害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数额，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调解不成时，为了贯彻刑事审判政策和精神，要依照《刑诉法解释》及《民诉法》的规定进行判决。因为对于财产性民事权益，当事人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财产性民事权益。鉴于立法的不足，对于被告人愿意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并主动预交至法院的，但是被告人的诉求高于该数额又调解不成的，法院可以判决的方式对被告人愿意赔偿的数额予以确认，此举既弥补了立法上的不足，又符合民法上的公平、自愿原则。但是，对于该类型的赔偿数额，应有一定数额上限。赔偿数额的上限，宜在《刑诉法解释》规定的基础上，参照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标准（5000元至8万元）及残疾赔偿金的标准计算。

     （五）对未取得“被害人谅解”的轻伤害案件应区别对待，符合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。

 对轻伤害案件，被告人积极赔偿并主动预交赔偿金，在被害人诉求过高、不愿意谅解的情况下，法院应多做调解工作，释法明理。对于符合缓刑条件的，应依法适用缓刑，但是要严格审查被告人是否有前科劣迹（尤其是暴力性）、犯罪动机和目的（打击报复）、犯罪手段（是否持凶器）、犯罪结果、悔改表现以及被害人的过错程度等情形。

       三、本案带来的思考。

       对于现阶段“天价索赔”之风，是经济发展、人心向利的既常见又畸形的集中表现，对于偶发事件被害人借机天价索赔颇有讹诈之嫌。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，既有依法裁判、打击犯罪的职责，又有促进社会和谐、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以及积极引导正确社会价值观的义务。如何做到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，尚需进一步探索，通过个案的不断努力得到实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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